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绩斐然，完成了从教育弱国到教育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建议“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要在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基础上，分析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成就、现状和问题，提出发展高质量的公平教育是建成教育强国、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追求高质量的公平教育既顺应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需求，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新时代青年学问建设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新发展阶段青年学问建设是其重要的展开过程。当今社会的学问总体上属于“待淀学问”，青年学问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年学问的沉淀过程，镶嵌在青年的社交之中。在新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青年群体朋辈之间的社交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代的青年学问建设，在建设主体上要充分利用和重视青年。在内容上要特别注意摆正“既淀学问”与“待淀学问”之间的关系，给青年人群以时间和空间；在形式上要注意把握好平辈社交这个主线，强调平等的社交、线上线下相配合。引导青年进行学问反思、形成学问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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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基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家庭背景对青年群体住房资助获得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差异与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城镇户籍及本市户籍的青年群体在住房资助获得上更具有优势；购房时不同年龄群体在获得父代资助上差异明显；相比于中老年群体，青年群体获得更多父代资助；在青年群体中，家庭背景对住房资助获得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发现揭示了家庭背景对财富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变化趋势，对进一步探讨青年群体的住房分层与财富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参与式观察和结构式访谈，从青春消费的视角出发，对以夜店为代表的城市异质空间中的青年群体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以夜店为代表的城市异质空间属性迎合了青年群体的青春消费及由此带来的非正式社交和非主流体验的现实需求与学问象征；夜店作为一种“异托邦”，其空间内部的青年群体行为被年轻人定义为一种反抗日常生活世界社会结构和秩序的“自我”表达，但却在消费主义逻辑的基础上被区分为“舞者”“过客”“坐客”等不同行为群体，并通过一种异质空间规则化的方式形成新的空间秩序和结构稳态，其核心是以青春资本为基础的青春消费。尽管城市异质空间为青年群体提供了社会学问建构的可能性，但它隐含的由青春商品化衍生的消费型社会危机值得关注，年轻人需要挖掘青春消费中的积极面向以促进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精酿啤酒”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形成了以中产阶层都市青年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借助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和“区分”理论，考察都市青年消费者精酿啤酒的消费行为，分析精酿啤酒商品的设计、生产、消费特性及其中所蕴含的学问因素。针对都市青年这一消费群体的不同消费趣味，区分出常识型消费者、品质型消费者和炫耀型消费者三种类型，以揭示当下社会分层中学问资本占优势的中产阶层的“趣味”差异。

　　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梳理国内外有关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的理论和研究。心理学视角主要聚焦导致自杀的个体心理机制，近年来出现从关注单一风险因素到强调“意念－行动框架”的转变；社会学视角主要聚焦导致自杀的社会情境；医学视角更重视经验数据。要推进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研究，有必要开展多学科合作，包括扩展研究边界、整合研究视角、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实践合作等。

　　基于“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调查数据，探讨家庭关怀度对困境家庭儿童受欺凌风险的影响以及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与非困境家庭儿童相比，困境家庭儿童拥有更低的家庭关怀度，其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更差，受欺凌的风险更高；高家庭关怀度可降低其受欺凌的风险；家庭关怀度对困境儿童受欺凌风险的影响部分通过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中介起作用，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生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建议提升困境儿童家庭关怀度，改善其身心健康状况，以减少困境家庭儿童受欺凌的风险。

　　基于对2018年“北京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父母缺席的青少年更多地遭受校园欺凌，双亲同时缺席的影响最大；祖辈的参与无法弥补父母缺席带来的负面影响。父母缺席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特征、早晚效应和城郊差异。为防止劣势累积，防治校园欺凌需要从家庭建设开始。在家庭政策上不仅要关注对困境家庭的物质扶助，也要重视父母的日常陪伴和情感支撑的作用。考虑到群体的异质性，防范父母缺席的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应重点关注郊区的小学男生。